文艺学个人简历封面

时间:2017-11-24 个人简历封面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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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足迹

  过去的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觉醒的广大民众走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史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备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较充分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90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问世。诸多事例,构成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

  一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已取得辉煌成就,民间文艺学正走向成熟。从以下几方面即可看出:

  1

  作为人民大众口头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是一种以口头传承为主的特殊文学。调查采录和理论研究是民间文艺学的两翼,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早期学人从搜集歌谣、故事资料人手,再由浅入深地进行理论探讨,正体现了这门学科的特点。我国对民间文学的调查采录,从刊物书面征集,到有关学人分别深入乡村直接采录,再到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查,规模不断扩大科学性不断增强。编纂故事、歌谣和谚语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并非简单的资料搜集工作,而是一项集体进行的学术研究活动,从总编委会提出的工作原则与工作方法(1987年编印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到三套集成的《总序》和省卷本的《前言》,以及附录的有关资料,都是融汇集体心血的科学研究成果。如工作原则中的“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就是对本世纪内中国民间文学采录工作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对众多民间文学传承人的发现,其科学价值深受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世纪之交陆续问世的民间文学集成每卷100万字左右。其规模与质量不但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属一流水平。正是这大规模的调查采录,给近十年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它对台湾文化界的冲击即可看出它的巨大影响:“最近十年来,学界不断透过学者座谈与会议论文,一再呼吁参考大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重视全面性、代表性、科学性的`三性'要求,积极推动区域普查工作,以`抢救台湾民间文学'”。[1]集成的出版更为下世纪国内外学人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正如钟敬文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所讲的:“将来全书出齐,则不仅是在祖国的民间文艺园地里建立起一座巨厦;也将是在世界人民文化史上,矗立起一个文献金库。”可以说,列入国家艺术科学重点工程之内的民间文学集成,是中国民间文学事业获得辉煌成就的一个突出标志。

  2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成就,还直接体现在相关的理论著作上。到1998年底为止,百年来有关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的代表性论著约在百种左右,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的新成果为主体,这些论著具有视野开阔,材料鲜活,方法多样,向多层面展开的特点。中国民协举办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于2001年11月揭晓,在近20年内出版的论著中,共有125部获荣誉奖、特别奖和一、二、三等奖。除少部分属民间文化与民俗学研究论著之外,主体为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正如有关学人所评价的:“近20年来民间文学研究最重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对民间文学的文艺学价值认识取得了巨大突破,民间文学的综合功能、综合价值得到了充分开发;一方面是多学科方法综合运用,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多元形式、多元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创立和形成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一系列独特理论。”[2]在百种民间文艺论著中,我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作为高校教材使用的民间文学概论性著作,以及从神话、故事到歌谣、史诗乃至谜语的各类体裁专论;对不同民族或地区的民间文学分别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琳琅满目;民间文学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多卷本的问世,更属一项辉煌成就;另有就民间文艺若干侧面进行专题深入探索和对中国民间文学史作宏观概述的论著也不断涌现。由此使这一学术园地呈现出硕果满园,生机勃发的喜人景象。

  3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紧密伴随百年风云,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中国民间文艺学家,一开始就以同情尊重人民大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创造与享用的民间文学,这正是受到张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励所致。正如一位美籍华人学者于1980年完成的一部专著中所指出的:“从来被视为与上层精萃文化对立的、粗鄙的民间文学受到了空前的、热诚的厚爱,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研究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化,才发现了民众的重要性,同时也重新认识了自己。”“民间文学运动与历史意义深远的`五四'运动是瓜连蒂结的。”[3]前期研究成果多以社会学、文艺学的眼光来评析民间文学,学术上虽有它的局限性,却以称颂人民大众创造物质与精神文化财富的巨大能力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意愿,鼓舞了他们改变自己历史命运和社会面貌的伟大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大都把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着力从深处去开掘它们更具普遍性的文化意蕴。当学人借鉴西方研究民间文学和人类文化的多种学说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各族丰饶优美的民间文学时,不禁惊喜地发现:虽然它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当代大众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有所减弱,但其深层所积淀的民族文化珍宝却远远没有得到开发。由此激发了众多学人开掘这一文化宝藏,使之和现代文化相融合的巨大热情。

  二

  中国的民间文学事业,我们通常以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歌谣》周刊的出版为起点。随着采录与研究歌谣与传说故事活动的广泛深入展开,到1935年,钟敬文先生又以披荆斩棘的锐气,在《艺风》杂志发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打出了“民间文艺学”的旗号。通过众多学人近一个世纪的惨淡经营,这门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并取得了标志它正走向成熟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这门学科并未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甚至一度陷入困境。我在2002年1月19日的《文艺报》上刊出一篇短文《困境中挣扎的民间文学学科》,就为此作过呼吁。其实质就是民间文艺学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未得到社会确认。当时激起争议的一件事是1997年国家学位委员会在调整高校学科目录时,将民间文学置于“民俗学”之中,以“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的名称归入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中,使它由原来作为“中国文学”中二级学科的地位降为三级学科,由此便造成它在高校学科地位的动荡,而高校又是中国民间文艺学最主要的阵地。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现在民间文艺学在高校已新增了几个硕士点博士点,境况大有改善。但这一学科的独立地位问题是由诸多内外因素造成的,有待于民间文艺学界奋力耕耘、锐意进取,方能使之卓然独立。

  1

  在我们的民间文艺工作中,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歌谣》周刊创刊之时或是5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之时,都明确申明这项事业有“文艺的”和“学术的”两个目的,可是长时期以来,我们工作的重点实际上是偏在“文艺的”这一面,学术根底一直不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获得新发展的标志,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界学习和重视民间文艺蔚成风气,并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民间文学事业的思想基础。然而这个时期人们所关注的是发挥它的文艺价值,吸取它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特点来创造革命文艺,以便更好地来宣传教育大众。这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事。新中国成立后,由一批热心人筹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本来是想在民间文艺研究上大做文章的,可是随后加入中国文联,作为它的一个分会,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团体(80年代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其职能就有所改变了。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那个特殊年代,它只能作为一个文艺部门存在并忠实履行其职能。它所开展的民间文艺工作,当然也只限于能够纳入一般文艺事业的那一部分。民协多年所确定的工作方针是“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看起来它是把“文艺的”与“学术的”这两个目的都包括在内,实际上还是着重于文艺方面,在学术研究上很难有大的作为。中国民协在半个世纪中作为团结全国民间文艺家,推进民间文艺事业的唯一全国性机构与团体,它巨大的历史功绩人所共知。我自己于1958年就成为它的会员,把这里当作我学习民间文艺的重要课堂之一。至于它未能全力推进对民间文艺的学术研究,那是受体制所局限的结果。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可以说中国的民间文艺事业,实际上是作为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走过来的。这是它的“中国特色”,成就与不足都包含其中。就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发展状况而论,民间文艺学尚未发展成一门有巨大影响的独立学科,我以为同上述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2

  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独立性的确立,还同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另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俗学的相邻关系分不开。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血肉相连的孪生姐妹。继《歌谣》周刊之后,《民俗》周刊不久接着问世,成为开拓这两块学术园地的姐妹花。新中国建立后,民俗学长时期被蔑视。直到1979年11月由钟敬文等7名教授发表《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并于1983年5月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之后,这门学科才得以迅速恢复。后来又在高校建立硕士点与博士点,发展势头良好。其实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中国人文学科这一大块或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这两小块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但由于我们对这两个相邻学科彼此间的关系在认识与处置上有所失误,却生发出一些不利于学科发展的问题。

  其一,由于中国现代学术的贫弱,积极投身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文化人本来就很少,钟老被人们称为“稀有金属”,就表明了这种状况。置身于这个圈子里的人往往都是“一身而二任焉”,不论是究民间文学也好,研究民俗学也好,都是十八罗汉在那里转来转去,个人往往没有专攻,而有关的学术权威部门在强调它们彼此相关联的那一面时,也没有将两个学科的不同特点及对研究者的不同要求恰当地区分开来并予以合理规划。这样就使得学术力量分散,难以取得有巨大价值的成果,对两门学科的长远发展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其二,我们对待这两门新兴现代人文学科的正确态度,只能是平等对待,使其相辅相成,各得其所地协调发展。过去由于受错误思潮的干扰,将民俗学贴上资产阶级标签而加以排斥否定,其谬误已受到历史的嘲弄。时至今日,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历史教训重演。为什么近几年发生由民俗学来“兼并”民间文艺学,使民间文艺学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形成危机呢?这可能与学科设置上仿效西方,“同国际接轨”有关。在欧美,民俗学的范围较为宽泛,一般都涵盖了民间文艺与民间艺术,正如《世界民俗学》一书中所揭示的,按照多种民俗学流行定义,“艺术与文学,被一致同意纳入其中,”但欧美对他国和多国民俗的关注,是同他们长时期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相关联的。而在中国的百年巨变中,表现各族人民群众觉醒、抗争的民间文学更受学人关注,采录和研究民间文艺,往往同唤醒大众、谋求大众解放的人民革命浪潮相呼应,从而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在近百年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一学术传统,还有已经积累的丰富学术资源,给这一学科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十分积极有利的条件;在高校学科目录调整时,许多学人不赞成用民俗学取代民间文艺学,这也是一个原因。

  至于学科设置上要“同国际接轨”,自然是应该的。据我们所知,许多欧美国家学校的学科设置很灵活,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各校实际自行确定招生专业,而不是全国“一刀切”,这倒是有利于在竞争中推进学科发展,值得我们好好借鉴的管理模式。

  三

  方法论在当前的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亟待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钟老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讲过一些很宝贵的意见,他认为方法论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或文化观的层次,也可以成为哲学的层次,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其次是一般的或大部分学科共同使用的方法,例如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等;再次是某种学科所使用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如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田野作业等。应该有主导的方法,然后,还可以或者必须兼顾其他辅助的方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解放思想,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较多的国外现代人文学科的方法,把它们纷纷引进中国学苑。在民间文艺学领域,“多学科方法交叉运用”不仅成为时髦口号,而且在实践上也取得一系列使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就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看,我以为在倡导将多学科方法引入民间文艺学研究之外,今后似乎还应着力解决这些方法的中国化以及增强学科特性问题。下面以故事学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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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誉国际学坛的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曾说,19世纪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大都是从别的学科借来的,“一直到19世纪晚期,研究民间文学都没有自己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自己的一套方法,是芬兰人发明出来的,这就是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

  ”芬兰学派在研究工作中,要求汇集同类型故事的大量异文,然后就这些异文所含的历史地理因素作精细剖析,构拟出它的原型和发祥地;再将原型同相关异文进行比较,推断这些异文在不同时空背景上的演变情况,这样就可看出一个故事类型的来龙去脉,真正理解这个故事了。尽管芬兰学派关于追寻民间故事“生活史”的方法运用起来相当繁难,以致有的日本学者说操作时“如同修筑万里长城那样艰苦。”他们费力取得的成果也常引起争议。但这一学派确实用自己的那套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方法把故事研究引向一个新的科学境界,显现出故事学非同寻常的魅力。根据我们对这一学派方法论实质的了解,严格意义上的追寻故事生活史,虽然做起来比较困难,但只要在以下两方面作认真努力却是可以接近这个目标的,这就是:广泛搜求故事异文并对它们所包含的历史地理因素进行细致分析,以及大胆而审慎地探寻有关故事的原型及其形态演变线索。由刘守华主编,并吸取林继富、江帆和顾希佳等学人参加,经过三年辛勤耕耘完成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包含了对60个中国常见故事类型的分别解析以及对中国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宏观评说,2002年4月由华中师大出版社推出后颇受学界好评。在成书前,即有30多个类型解析作为单篇论文在全国学术刊物发表。如刘守华对《求好运》或“问活佛”的解析。它本是一则广泛流行于欧亚大陆的著名故事类型,各国记录成文的异文已达到500余篇,其核心母题是主人公对好运的祈求,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佛本生故事。由汉译佛经传入中国后,不仅广泛流行于中国南北各地,已经拥有的口头记录异文多达210多篇,而且情节构成别具一格,如主人公绰号“穷八代”或“穷十代”,因穷得不耐烦了便出门去寻求好运;或这位主人公家里连一点过夜的粮食也存留不住,偷米的耗子相告:你是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但他在“问三不问四”的情况下,却只问了别人托付的事,从而突现了主人公先人后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高尚品德。经过长达千年的演变,中国各族民众以自己的美妙情操和艺术智慧不断锤炼这个故事,使它获得了十分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特色,成为民间叙事的经典之作。丁乃通教授曾用10年时间编撰成《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为国际同仁广泛使用。他又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于1994年集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一书,译成中文出版。这些使他成为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代表学人之一。他曾于1987年应邀来华中师大讲学和指导学术,使历史地理方法开始在有关中国学人著述中扎下根来。这一方法不用说有其局限性,同时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也有它的优点。如不满于对文学作品外部形态的考察而着力于内在风骨的品味和社会历史价值的审视;将丰富的古代书面典籍和口头记录材料相参照,有利于追溯根源;立足于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来探求其民族文化特质,等等。我们在撰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时,一方面有意识地借鉴芬兰学派的方法,同时尽可能将这一方法同中国固有治学传统相融合,以充分展现中国民间故事风貌与价值为目的。限于主客观条件,这项研究尚有许多难如人意之处,但这次对芬兰学派历史地理方法所作的集中尝试,使我们对民间故事的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2

  在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向苏联“一边倒”现象,如否定芬兰学派的方法,就明显受到前苏联民间文艺学主流派的影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所载《民间文艺学》条目,就曾断言:“民间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乃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结果。尤为显著的形式主义在现在大量吸收了移植论和维塞洛夫斯基之历史诗学的芬兰学派中。”[4]但前苏联的一些重要民间文艺学论著,当时并没有译介到中国来。如俄罗斯著名学者普罗普著有《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上世纪30年代即已问世,其英译本于1958年在西方问世后,被推崇为结构主义的奠基石,其影响远远超出民间文艺学界。这部名著的中文全译本尚未在我国问世,部分精彩章节早已为学人所熟知,青年学人李扬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5]即将普罗普的方法试用于中国故事研究。他以“功能”为核心概念,选取5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幻想故事,对它的叙事形态进行剖析。从剖析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故事功能顺序与普罗普在俄国民间故事中观察到的顺序有吻合之处,”“这种吻合反映了中国故事与其他地区同型故事在叙事形态上的共通性”;他从剖析中也发现了中国民间故事叙事形态的独特之处,如在功能的数量上,尽管6个功能就可组成一个完整的民间故事,但上述50个中国故事的平均功能数量是19个,最多的达到55个,“功能数目越多,故事的篇幅越长,包容量更大,显示出多数中国民间故事已有较强的叙事能力。”又如从故事的四大基本类型(考验、难题、战斗、违禁)来看,“中国民间故事中大量`违禁'充当核心功能的现象,表明违禁型很可能是一种独特的区域类型。”因违反某种民俗信仰中的禁忌而受到惩罚,本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母题,中国民间故事常常让反面角色为贪欲所驱使而违禁(如违反使用宝物的禁忌),以致自取灭亡;有时也让正面角色违禁而泄露天机,来实现他舍己为群的崇高品格。这一类型的流行,同样可以从中国民间叙事艺术的成熟发达上求得合理解释。这篇博士论文因缺乏更充分的阐释,未引起民间文艺学界重视,他的尝试却表明,国际学苑的结构主义方法,在进行故事学研究时是可以借用而获得有益结论的。如能从中国化和更深入地发掘中国故事的文化内涵与叙事美学方面特征加以改进和完善,这一方法的运用将会有更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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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人倡导的新方法中,有一项是“表演(performance)”理论,据称特别适宜于进行民间故事研究。关于表演说,已有几位海内外学人撰文予以评述推荐。①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表演理论开辟了民间口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6]根据美国学者理查德·鲍曼的理解,其特质可以用下面这段话予以阐明:表演是一种语言使用模式,一种说话的方式。

  表演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概念,它的含义是这样的:我们不必再从富于艺术的文本开始,认定相对独立的形式上的基础,然后重新把它放到实际运用时的情境中,以便于在交流传通的意义上界定语言艺术。表演已经成为基本的构成要素,它支配着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它着重研究口头文学的传承过程,活态的语言艺术,由此显示出它不同于以考察记录文本为主的通常研究模式的革新意义。有意识尝试这种方法的中国学者的成果已开始在学坛涌现,如江帆在大陆和台湾发表的关于辽宁故事讲述家谭振山的论文,其中涉及讲述者知识构架同故事文本的关系,讲述传统对故事文本的影响,讲述者对叙述程式的把握与运用等。这些都是对学界着重研究书面文本的已有成果的超越。表演理论的活跃虽然是近几年的事,从特别关注口头传承过程这一点来看,其实早已进入海内外民间文艺学家的视野之中。表演说着重于口头语言艺术程式的研究,这种程度既有人类共通的一面,也有民族与地域的差别,因而它也是有助于开掘民间口头文学民族性乃至人类文化本性的方法之一。华中师大民间文学专业师生近年在鄂西地区对故事村、民歌村的考察中,发现山乡居民有以说故事(多为喜剧性的生活故事或笑话)来“掰人”以逗笑取乐的习俗,和以“翻田埂”的方式来对歌比试高低的习俗,从旧时代到如今,此风不衰。受口头文学表演理论的启发,他们对此作了初步研究,发现口头文学在群体中所具有的这种娱乐性与竞争性,正是它能够以自发机制使口头文学得以世代传承不息的奥秘,从而触及到它们的文化特质。可见表演说对丰富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有其特殊价值。

  其他,如文化人类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口头程式方法,还有文艺美学方法等等,都应该积极尝试。我们在方法论上并不赞同一味求新,以新花样来装点门面,而主张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借助某些方法开掘出中国民间文艺宝库中的精金美玉,促使其学科特点更充分地显现出来,以自立于现代学术之林。

  四

  经过百年探索的中国民间文学已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一特色可以大体概括为:立足于中国民间文学的丰富文献积累和新开掘的大量鲜活资料的基础之上进行理论探索;在研究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兼容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和国外现代人文学科的新成果。体现这一特色的原创性成果日渐增多。研究工作的着重点在深入探求中国各族民间文学在广大时空背景上生存演进的轨迹,科学阐释中国民间文学在民族文化、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这一独特贡献是其他人文学科所无法取代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在广泛扩展研究领域并取得数量众多的学术成果的情况下,尚缺少在厚重历史文化背景上,对中国民间文学作深刻有力理论概括的巨著;在倡导从多侧面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同时,未能突出显现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以民众口头语言艺术为研究对象,拥有自己理论和方法体系的独立学科的品格。

  现在,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已接近完成,我们可以说正处在“后集成时代”。这时,一方面有“民间文学事业向何处去”之类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而更重要的它所提供的厚实研究基础,使中国民间文艺学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我主张:加强民间文艺学向综合性、独创性方向迈进的步伐,如以三套集成为主体,再辅之以古典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编撰新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民间艺术史和民间文艺学原理,以及中国神话学、史诗学、歌谣学、故事学、谚语学等,清理和选编五四以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论著,还要补译外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代表作,举办民间文艺学高层次理论研讨会,等等。我们应该在全国推进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的同时,抓紧时机推进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使散漫疲软的研究状况有一个大的转变。

  在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中国各族民间文学的优秀之作将会更加受到人们的珍爱,以多种形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它的积极效用,各地为发展旅游经济文化事业对开发民间文化资源的巨大热情,以及我国政府即将制订有关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规的宏伟举措,将使中国民间文学事业获得又一次大发展的机遇。民间文艺学在人文学科中将会为更多人所关注。与此同时,国际学人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兴趣也将日益增强,以此作为审视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国各族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根基最为深厚,而又开发较晚的一片沃土,其开发与研究的美好前景,必将吸引一代又一代学人投身其中耕耘不息!